编者按：由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CSCO小细胞肺癌专业委员会、吉林省抗癌协会、吉林省抗癌协会肿瘤精准医学及药物治疗专业委员会、吉林省医师协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吉林省医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吉林省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吉林省癌症中心联合主办，吉林省肿瘤医院承办的“第16届CSCO长白肿瘤高峰论坛”今日开幕，肺癌专场于7月16上午召开，本文介绍肺癌专场的报告内容。
肺癌专场以“耀世领航，汇聚未来”为主题，共包括5项重要报告，覆盖肺癌治疗领域多个热议的话题，为此次CSCO长白肿瘤高峰论坛的学术之航吹响了号角。
于金明院士《肺癌免疫精准放疗新思路》
来自山东肿瘤医院的于金明院士就“免疫+放疗”畅谈肿瘤治疗的新方向。肺癌作为一种具有高度异质性的肿瘤，治疗异常复杂。因此肺癌治疗方式联合目的是克服耐药、提高疗效。以免疫治疗为基础的联合疗法正逐步取代了传统单一的治疗模式，但放疗对于机体来说却是一把双刃剑：虽然一方面能够杀死肿瘤但另一方面会损伤骨髓、淋巴等免疫细胞。
但目前单独免疫治疗对肿瘤的疗效只有10%-30%，并不能够满足临床需求。而放疗起到的远隔效应仅有10%，两者相加也只有40-50%的患者获益，如何进一步优化放疗与免疫联合的治疗模式是每一个放疗与内科医生都要面对的问题。
于院士认为对于不同分期不同免疫状态的患者应采取不同的策略，其中对于Ⅲ期不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NSCLC），免疫联合放疗的协同作用显而易见，PACIFIC为代表的治疗模式有着重要的启发，国内也陆续开展了相类似的研究，结果也十分喜人。
但免疫与放疗不是乱炖和简单的排列组合，一定要精准，要从个体化的角度去探索。
在总结部分，于金明院士认为SRS/SBRT将会越来越多的应用于肺癌的早期诊断，放疗联合免疫的应用、通过基因组学和影像组学助推个体化放疗发展，以及针对物理和生物水平变化的自适应性放疗、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用于放疗一键服务都是未来的探索方向。
吴一龙教授《非小细胞肺癌的研究现状和走向》
作为享誉海内外的肺癌专家，来自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吴一龙教授回顾了癌症临床治疗策略的进化历程。即从一个基本治疗策略奠定再到其细分领域的优化策略直至超越目前治疗现状的循环。
以非小细胞肺癌的靶向治疗发展举例，自2004年IPASS研究直至ADAURA研究，EGFR-TKI的出现奠定了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的基本策略，而在此基础上III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始终是非小细胞肺癌治疗版图中“缺失”的那一块，而由陆舜教授所领导的LAURA研究则完整的弥补了III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术后靶向治疗的空缺，是对靶向辅助治疗的策略的“优化”。
而随着新型ADC以及特异性双抗的出现，对患者OS的不断突破则是在传统治疗模式上的“超越”，包括DS-8201、Amivantamab等在内的多个针对热门靶点的试验结果十分喜人，更是突破了传统小分子TKI的治疗局限。
而目前大火的免疫治疗也正在挑战诸多细分领域，研究者将其和不同治疗方案相结合，以期实现治疗策略的优化。
吴一龙教授认为，现如今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已经成为肺癌治疗的基础，而肺癌的诊疗技术面临着许多新的革命，未来对于OS的突破需要多个学科融合，以及研究者对肿瘤生物学的深入理解，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精准治疗。
陆舜教授《影响非小细胞肺癌一线免疫治疗的选择因素》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的陆舜教授就免疫一线治疗目前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对于低免疫表达的患者而言，单用免疫抑制剂的获益究竟如何？根据一项FDA数据中心对于600多例低表达患者数据的回顾性分析证明，免疫联合化疗仍优于单药免疫。
而对于拥有驱动突变以及PD-L1高表达的患者而言，抗血管生成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以及化疗的三联模式能够增加治疗有效性。而对于“TMB”是否能真正作为免疫治疗的效价指标，一直以来争论不休。虽然在不少研究的回顾性分析中，TMB显示出了效价指标的作用，不过仍缺少前瞻性研究证据，且对于TMB的检测方法也亟待改善
“MSI-H”在肺癌中的预测作用也尚不明确。今年ASCO上一篇来自于美国退伍军人健康管理局评估抗生素对免疫治疗的影响的研究证实，在接受免疫治疗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同时使用抗生素的患者预后较差。
最后陆教授还回答了关于外周血中CD 8+T细胞、免疫治疗使用时限以及免疫检查点治疗超进展的标志物等方面的问题。
免疫治疗的出现虽然迅速改变了临床治疗模式，但仍有诸多问题需要探索，在未来包括“AI”技术等新科技与新方法或能帮助人们准确预测免疫治疗的有效性。
程颖教授《中国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现状和探索》
来自吉林省肿瘤医院的程颖院长介绍了中国SCLC患者的治疗现状和未来探索。目前小细胞肺癌领域的进展仍然集中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包括度伐利尤单抗CASPIAN研究结果表明可以显著改善ES-SCLC患者的总生存期，而包括恒瑞、君实、正大天晴等本土高科技创新企业也正开展一线小细胞肺癌的免疫治疗研究，特别是安罗替尼联合免疫的治疗模式已经取得良好结果。而在LS-SCLC方面，免疫治疗联合放疗的术后辅助治疗也已开展相关研究。
复发性小细胞肺癌治疗领域，过去的几年中涌现了包括鲁比卡丁、伊立替康脂质体、ATR抑制剂、PARP抑制剂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等在内的诸多方案，有的作为新结构化疗药物，有的则是探索小细胞肺癌潜在治疗靶点作为突破口，可以说小细胞肺癌的后线治疗正处于“百花齐放”的状态。
最后程颖院长表示虽然SCLC的分子分型仍然在探索阶段，但部分亚型与精准治疗的探索已具雏形，而我国自己也已启动了更符合亚洲人群的探索之路。
历经数十年尘封的SCLC正“生机勃发”，而自主研发的安罗替尼也填补中国SCLC患者的三线治疗的空白，在未来中国SCLC研究者将再接再厉，走出属于中国自己的SCLC精准探索之路。
王长利教授《非小细胞肺癌术后辅助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进展》
虽然外科手术是治愈早期肺癌的主要策略，但是目前从数据来看IB-IIIA期患者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68%-36%，并且术后化疗获益人群不到20%，5年OS的提升不足5%。如何进一步提高术后患者的生存率成为了这类患者的重点探索方向。天津市肿瘤医院王长利教授从术后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两个方面进行分享。
作为最早问世的非小细胞肺癌的靶向药物，EGFR-TK不仅仅在晚期患者中广泛运用，同时也在探索术后辅助治疗中开展了诸多的临床研究。
其中使用厄洛替尼辅助治疗的EVAN研究通过长达10年的随访，最终证明术后辅助治疗可实现OS阳性获益。这也是目前第一个OS结果为阳性的研究，并且同时探索了不同突变与生存预后的关系。
那为何其他的临床研究没有取得如此显著的OS获益？在小结中，王教授认为术后辅助研究的全程质控管理至关重要，应注重入组人群的筛选；手术质量及术后治疗是其中不可忽视的核心；此外，虽然同为一代TKI，不同药物之间仍有差异性。
对于术后接受辅助靶向治疗的时间，EVAN研究为2年，ICOMPARE研究也证明2年靶向治疗使DFS获益明显；而根据经济条件的不同，患者也可以选择一代或三代药物。
在免疫辅助方面，今年ASCO上公布的IMpower 010是首个证明可切除NSCLC辅助化疗后，继续免疫（Atezo） 治疗可改善DFS（在PD-L1 TC≥1% Ⅱ～ⅢA期人群中HR=0.66；ITT全人群中HR=0.81）获益的临床研究，特别是II-IIIA期患者的DFS显著获益。但这一研究的OS尚未成熟，是否能够真正影响临床实践还需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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