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波教授：我可能是这里唯一一个中医。就像刚刚几位教授谈到的一样，这几年肿瘤治疗领域中，靶向治疗引领着我们。基于基因分型引领的个体化治疗、靶向治疗在各个肿瘤领域已经越来越多。我重点是做肺癌和消化道特别是肠道肿瘤的，就像刚刚几位教授提到的，除了靶向治疗，我也看到还有会上还有很多包含免疫治疗在内的大家非常关注的环节。
我自己的一点感受是，细节也重要。我上午听了一点关于姑息治疗领域的报告，我觉得肿瘤治疗就像国家的发展一样，从温饱之后走向小康，其中必然除了大方向的东西外，还有一些细节的东西，一个姑息治疗的议程包含了很多内容，从止吐、止痛，到心理治疗等很多方面的治疗。
2010年ASCO发表的麻省总医院的研究，吴院长以前也点评过很多次，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觉得除了在大的方向跟进前沿，我们还有很多细节可以去完善，可以更好地提高临床疗效，就像我在分会上做的口头报道重点是在于骨转移的治疗。
上午我听了一个年轻的台湾讲者的报告，做的也很好，他只对1个生物标志物进行了研究，但是做得非常细致，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
另外，作为今天议程中唯一的一个中医，我以为大家既听不懂我的报告，也不会对我的报告有兴趣，但是与会者非常有兴趣，提了好多问题，因此我觉得至少在肿瘤治疗领域里面中医药可以发挥它应有的一些作用。
吴一龙教授：首先，ACOS会议的目的不是公布什么重大的发现，因为与国际上的著名会议如ASCO相比，很多重大的发现还不会在ACOS上报道。但是ACOS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就是在传播这些最新知识的同时，让我们看到亚洲国家的差异性何在，这是ACOS最大的特点。
亚洲国家的版图和人口在全球的所占份额非常大，但是经济状态也是参差不齐，最高的如日本、韩国，最差的如尼泊尔等。在这些国家的肿瘤治疗情况如何？全世界的会议中只有ACOS能够反映，所以说这是一个最大的特点。这恰恰也是目前国际上正在注意的一个问题，包括ASCO和ESMO，最近也注意到了本土地域间发展程度的差异对于治疗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因此如何把肿瘤的治疗体系有机放大到亚洲，变成亚洲临床工作者面临的一个艰巨任务。
中国是一个亚洲的缩影，就像亚洲有日本有尼泊尔一样，中国有北京上海，也有西藏甘肃等比较落后的地方，因此ACOS上的很多经验会给中国医生带来非常好的参照，最发达的地方如何，最贫困的地方又如何。我们现在提出了一个理念，叫做resource stratification clinical practice，就是根据资源来进行我们所有的治疗。例如刚才大家提到的乳腺癌分子分型，我想这代表最高水平。显然，在一些地方我们必须达到这样的程度，但是在非常贫困的地方是否能强调这一点呢？这是不可能的。此时，能够保证肿瘤患者能够接受到最基本的治疗是什么，我们就提供这样的治疗，这是ACOS一个重要的不同的地方，也是我们未来有发展的地方。
其次，我们非常期望在每次国际会议上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声音，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永远只是当一个看客、当一个听客，我们要当播客，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在今年ACOS会议上有国内学者进行口头报告，还有学者担任协调人，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声音。而且我觉得中国必须发出越来越强大的声音，因为中国在亚洲是举足轻重的。中国的人口众多，我们取得的经验对整个亚洲都有非常大的借鉴作用，所以我们要更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最后，除了要表达我们的观点以外，大家也已经看到今天整个全球的趋势就是大协作，没有大的协作，很多研究得不到令人信服的证据。不管是乳腺癌、肺癌，还是骨转移，现在所报道的资料已经不再是某一家医院、某一个人领导的，都是大协作的，只有这种大协作所产生的证据才能成为足够改变临床实践的证据。所以这一点我也希望中国的医生能够牢牢记住，今天是一个地球村，这意味着我们都必须积极参与这个工作，参与就会贡献力量。
我们希望从刚开始时候的参与，如参与全球性的试验，然后在参与中锻炼和提高自己。提高到一定程度后你就有发言权了，当你有发言权的时候在某些领域、某个情况你就可以当领导者，这个时候我们就变成一个整体的大协作，所以请我们的年轻医生注意，未来的整个趋向永远是大协作，我们一定要记住，协作就是我们的生命。特别是在刚才提到的，非常少见的分子分型肿瘤，病例数很少的情况下，这种协作就更重要了，比如刚才提到的非常见突变，全球合作的3个临床试验总共有1000多例患者入组，仅筛出100多例患者，从这100例患者中挖掘数据。哪个医院单独也无法筛出这么多患者。所以请大家记住协作是我们未来的生命线，而我们希望中国的医师能够在国内开展大协作，不管是乳腺癌还是其他癌症，相信也能够获得非常多的有利于世界各国借鉴特别是有利于亚洲地区借鉴的证据，那时候我觉得中国就真正有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