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到右为：徐泽宽教授、梁寒教授、万进教授

 

 

1. 中国胃癌医生在国际学术舞台绽放更多光彩

 

梁寒教授：据举办方统计，本次IGCC共有来自59个国家的1500余人参会，中国参会医生不仅人数众多（约300人），而且踊跃投稿，参与度非常强，据粗略统计，中国医生的投稿（包括壁报、口头报告及视频展示）达200多人次。

 

2. 近端胃癌发病率上升，D2切除仍为胃癌根治术的标准

 

梁寒教授：本次IGCC以“搭建桥梁”为主题，旨在促进东西方的沟通，促进传统与创新、科学与治疗的统一联合。会议在“多桥之城”布拉格举行，也契合了大会主题。近年来，由于各国不遗余力地控制幽门螺杆菌（HP）感染，特别是日本近十年来 HP的感染下降显著，因此不论是欧洲还是亚洲，全球范围内胃癌整体发病率逐渐下降。然而，另一趋势凸显——近端胃癌发病率在上升，尤其在中国。

 

胃癌治疗发展到今天已进入精准、分子靶向及免疫治疗阶段。但是，我们仍不要忘记传统——D2手术，这也是本次会议强调的内容。本次会议上回顾了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等不同地区对D2手术的不同理解。东亚地区是胃癌高发区，中国、日本、韩国将D2切除作为胃癌根治术的标准，而在美国和欧洲的很多临床研究中，D2切除的比例非常低。德国最新的胃癌指南虽然也将D2切除作为胃癌根治术的标准，但其实施具有选择性，即一定要在大的中心进行。由于欧美胃癌发病率、年均手术量都非常低，所以D2切除在这些地区的推广还很困难。

 

3. 免疫治疗和转化治疗成研究热点，我国开展转化研究条件得天独厚

 

梁寒教授：中国在过去的十年进步很快，但中国的临床研究刚刚起步，还处于“东张西望”阶段，要真正拿到我们中国自己的证据，可能尚待5~10年。免疫治疗是近两年的热点，大家的共识是应用PD-1/PD-L1免疫抑制剂时一定要联合治疗，并向一线推广。从本次会议上以及最近的很多研究都可以看出，将PD-1联合化疗推广至围手术期甚至转化治疗是未来的方向。

 

我们中心近两年也在关注转化治疗。我们发现，对于Ⅳ期胃癌，或者说有寡转移或单一远处转移的胃癌患者，应用三药化疗或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可获得50%~60%的转化率。日本的Takeshi Sano教授在本次会议上报告的一项前瞻性、回顾性研究结果非常鼓舞人心，其结果显示，对于Ⅱ期、Ⅲ期以及Ⅳ期胃癌患者，经过转化治疗后确实能够获得长期生存，该研究也有很多中国专家参与。但是目前为止，转化治疗仍处于争议之中。很多内科医生对转化研究并不认可，病例数少也是开展转化治疗研究的困难，而我国有大量Ⅳ期胃癌患者，因此我国专家开展转化研究条件得天独厚。

 

4. 体外淋巴结分检技术助力我国胃癌精准分期、精准治疗

 

梁寒教授：我们中心最近还做了一项工作，即体外淋巴结分检。尽管过去十年我国大的中心在胃癌的标准化手术方面已经非常出色，但仍存在短板，即病理的淋巴结分检，在绝大多数中心都是由病理科医生来操作。我们统计了包括本中心在内的三家中心共8000多例数据，发现淋巴结数是决定胃癌分期偏倚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2017年我们引进日本的体外淋巴结分检方法后发现，经过精细分检，平均淋巴结数能达到50枚以上。这充分契合了当今“精准分期，精准治疗”的理念。我们正在撰写胃癌根治术后体外淋巴结分检中国专家共识，计划在今年发表，期望通过这项工作，能够进一步提高我国胃癌的治疗水平。

 

5. 早期胃癌筛查尚需加强，腔镜治疗助力提高患者生存

 

徐泽宽教授：关于早期胃癌的诊断：尽管目前我国早期胃癌的检出率有所上升，大约20%左右，但是东亚邻国日本、韩国都在70%以上。因此，我们需要从国家层面对早期胃癌的筛查加强重视程度，提高早期胃癌检出率。

 

关于早期胃癌的治疗：根据日本2016年的数据，日本每年约13万例胃癌病例，其中手术治疗病例约5万例，占40%左右，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病例的比例超过40%，转化治疗病例的比例超过10%，其中ESD比例远在我国的比例之上，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最近日本发表的一篇回顾性分析早期胃癌行ESD病例的文章中，研究人员分析ESD术后淋巴结转移(LNM)危险因素，并建立ESD术后LNM风险评分系统。在该LNM风险评分系统中，肿瘤大小超过30 mm、垂直切缘阳性、脉管侵犯及黏膜下浸润大于500 μm各1分，淋巴侵犯3分；总分0~1分为低风险（风险比2.5%），2~4分为中等风险（风险比6.7%），≥5分为高风险（风险比22.7%）。研究结果提示，如果LNM风险评分为低风险，患者在ESD术后不需要追加手术；对于评分为中等风险的患者，可根据患者个体情况决定是否追加手术；对于评分为高风险的患者，推荐追加手术。目前，ESD虽然在我国应用广泛，但其规范化治疗尚需进一步加强。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借鉴日本、韩国等国的先进经验，提高我国早期胃癌内镜治疗水平。

 

关于胃切除术后消化道重建，日本专家已做了很多工作，我国在这方面开展的临床研究相对较少。今年，在季加孚教授的带领和指导下，我们团队正在筹备开展一项全腔镜下全胃切除术消化道重建对比腹腔镜辅助全胃切除消化道重建的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旨在探讨全腔镜下全胃切除的安全性。在研究开始之前，我们希望通过充分的研究准备和完善的研究设计，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正如季加孚院长所讲，“研究开始之前要把所有的工作做好，所得到的高级别研究的结果才能得到世界承认。”

 

6. MDT诊疗模式实现医生和患者“共赢”

 

徐泽宽教授：多学科联合诊疗（MDT）是本次IGCC上的重点议题之一。MDT可以为胃癌患者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更好的长期生存率和更佳的术后生活质量。就我们中心而言，胃肿瘤MDT团队成员固定，以胃外科医生为主，肿瘤科、放疗科、消化内科、消化内镜、病理科、放射科的医生参与。MDT成员定期学习，每周一中午讨论2个小时，每次讨论8~10个病例。通过MDT，我们可以实现胃肿瘤的精准分期，继而因期施治，制定最佳的治疗方案。例如，早期胃癌中的合适病例由消化内镜或消化内科医生来治疗，进展期胃癌主要由我们胃外科医生来手术治疗，需要转化治疗或辅助治疗的晚期胃癌由肿瘤科或放疗科医生来实施治疗。MDT诊疗模式对患者和医生来说是“双赢”。患者通过MDT可以得到最佳的治疗，医生通过MDT可以提高疾病诊疗水平。2014年至今，本中心开展MDT诊疗模式已有5年，我们团队的年轻医生的诊治水平都较当年有了很大的提高。通过胃肿瘤MDT，胃肿瘤相关各个学科都在共同进步。

 

 

万进教授：本次参加IGCC，有两个方面令我印象深刻。

 

第一，中国参会的年轻医生人数众多，这是中国胃癌领域的希望。无论在临床还是基础研究方面都可以看到中国年轻医生的身影，他们在会议上进行论文演讲，不仅展示了在胃癌外科技术领域中的技巧，展示了中国年轻外科医生在胃癌领域近年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而且在创新领域也展示了自己发现的工作中的新技巧，例如：荧光导航式淋巴结清扫、特殊部位的肿瘤切除等。可以说，在我国胃癌外科治疗领域，年轻医生已经很好地成长起来。

 

第二，我国在胃癌外科临床研究领域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日韩是胃癌大国，很早就进行规范的临床研究，他们所开展的每项外科技术都有大数据作为支撑。例如，日本的一项研究显示，胃癌D3根治术并不能改变具有D2根治术适应证的那些患者的最终预后，因此，胃癌D2根治术目前仍然是进展期胃癌的标准手术方式。而目前，我国在该领域也取得很大进展。CLASS-01研究是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李国新教授牵头的、国际第一项关于腹腔镜微创手术治疗局部进展期胃癌的多中心、大型随机对照研究，其3年结果显示，腹腔镜下远端胃切除术（LADG）与开腹远端胃切除术(ODG)相比，进展期胃癌患者的临床总体生存并无差别。本次会议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季加孚教授团队也报告了两项比较LADG与ODG的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一项研究在中国北方地区开展，其结果显示，与传统的ODG相比，由有资质的外科医生实施的LADG对于局部晚期胃癌患者来说安全可行；另一项研究则评价了新辅助化疗后LADG与ODG治疗晚期胃癌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其结果显示，对于新辅助化疗后的晚期胃癌患者，与ODG相比，LADG是一种安全的治疗方法，且术后恢复和辅助治疗的耐受性更好。

 

我国早期胃癌发现率低，与日韩胃癌治疗比较，胃癌治愈率低。目前，我国在临床外科领域的规范研究逐渐增多，在不远的将来，希望这些临床数据的公布能够更好地指导、规范外科医生的手术以及临床指征的把握和应用，更好地服务于中国患者。

 

 

梁寒教授：我国胃癌患者的结构与欧美日韩不同。我国胃癌结构是早期发现少，这一点与欧美相似，但是局部进展期胃癌比较多，因此在治疗理念上与日韩相同，即以D2根治术为基础的围手术期治疗；而围手术期治疗则主要借鉴欧美国家。关于围手术期治疗，我国已经开展了很多工作，包括术前新辅助化疗、新辅助放化疗，甚至新辅助放化疗加抗血管生成治疗的临床研究。

 

我们的研究要基于自己的国情，基于我们自己收治的临床患者的特点，例如转化治疗，这是日本最先关注的，但其入组病例非常少，而我国有大量的IV胃癌病例，如何借鉴日本的经验设计我们自己的临床研究，通过术前的化疗、免疫治疗、抗血管生成治疗，选出对这些治疗敏感的Ⅳ期胃癌患者，然后接受手术治疗，使这部分患者能获得长期生存，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此外，在接受临床治疗的胃癌中，局部进展期胃癌占70%，如何针对这部分患者设计更好的围手术期治疗，包括术前、术后的放化疗，甚至加免疫治疗，是我们重点应关注的问题。据我了解，我国已进行了很多术后辅助加免疫治疗的研究。

 

四、提高胃癌治疗规范化和整体治疗水平，立争成为胃癌治疗强国

 

徐泽宽教授：本次IGCC上，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医院Han-Kwang YANG(梁汉光)教授介绍了胃癌的集中化治疗。他指出：在韩国，90%以上的胃癌手术是在每年胃癌手术量100例以上的大中心进行，因此韩国的胃癌病例数据的收集和手术的一致化程度要好很多。我国地缘辽阔，人口众多，开展胃癌手术的医院有上万家，各医院胃癌的年手术量相差很大，手术水平参差不齐。据统计，与年胃癌手术量<20例的单位相比，年胃癌手术量≥50例的单位的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率成倍下降。因此，鉴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如何减少胃癌手术并发症和提高胃癌手术规范化程度仍然任重道远。

 

可喜的是，近年来，我国在胃癌治疗水平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年轻医生参与国际大会交流和医学技术创新。未来，我们将共同努力，继续推广胃癌的规范化、精准化治疗，继续开展更多的临床研究，继续举办更多的基层宣教和学习班，以提高我国胃癌的整体治疗水平，努力将我国从一个胃癌大国变成一个胃癌强国。这是我们要走的路，也是我们的目标。

 

万进教授：从全球来看，我国现有胃癌病例数最多。要成为一个胃癌治疗的强国，无论是在包括外科医生在内的医生层面，还是在政府层面，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提高早期胃癌发现率；对胃癌外科医生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规范医院治疗的患者，对胃癌患者的临床治疗进行规范化。

 

当前，随着肿瘤新药的出现以及肿瘤遗传学研究和基因组学研究的进展，肿瘤的治疗已经发生明显改变。外科医生也要知道手术刀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胃癌治疗已经转变为多学科综合治疗协作组诊疗模式，因此，外科医生本身要提高肿瘤治疗的全面认识和素质，这样我国胃癌治疗才能得到更好发展，使患者更加获益。

 

梁寒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胃部肿瘤科 科主任，主任医师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

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外科专业委员会候任主委

中国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候任主委

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胃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会胃肠学组 副组长

 

徐泽宽教授

 

南京医科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科主任、胃肠外科中心主任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胃肠外科学组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上消化道外科医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胃肠道间质瘤诊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机器人与腹腔镜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医师协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华医学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肿瘤营养支持学组委员；

江苏省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

美国胃肠内镜外科（SAGES）会员

国际外科学院（International Colleage）

 

万进教授

 

胃肠（肿瘤）外科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研究生导师

广东省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副主委

广东省医师协会微创外科医师工作委员会副主委

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胃肠病专业委员会副主委，广东省医学会胃肠外科学分常委

广东省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