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过去二十年来，乳腺癌内分泌治疗领域有很多突破性的进展，显著改善了患者的生存获益和生活质量。卵巢功能抑制剂（OFS）是近年来备受瞩目的一颗新星。年龄是决定OFS的唯一因素吗?哪些患者要考虑在化疗的同时应用OFS？在第二十届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CSCO）现场，《肿瘤瞭望》邀请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傅佩芬教授，与我们分享她对应用OFS的经验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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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佩芬教授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肿瘤瞭望》：今年是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成立20周年，在过去20年里，有哪些改变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大事件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傅佩芬教授：过去20年里，整个乳腺癌领域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件。这些重大的发现改变了目前乳腺癌的治疗策略，尤其是在内分泌治疗方面。最早可以从芳香化酶抑制剂（AI）应用于绝经后女性乳腺癌的突破性成就说起。事实上，当三个AI成为绝经后女性内分泌治疗的主要治疗方案后，这部分人群的5年DFS有了约4%的提高。
接下来也有很多成就，其中之一要数药物卵巢功能抑制（OFS）。有关其应用价值，前几年的SOFT研究和TEXT研究给了我们相对明确的答复--即对于绝经前、年轻的乳腺癌患者，药物卵巢功能抑制可以作为内分泌加强治疗的强有力武器。
在晚期乳腺癌内分泌治疗领域，我相对印象比较深刻的事件有两个。一个事件是雌激素完全抑制剂氟维司群研究的突破，包括II期FIRST研究以及III期FALCON研究都证实，对于肿瘤局限于软组织或有骨转移的晚期乳腺癌患者的内分泌治疗，使用氟维司群可以取得比较好的PFS。
第二个事件是在克服内分泌耐药方面，目前有层出不穷的内分泌药物和靶向药物的联合应用或单用的探索，这也是近几年国际大会上引人注目的亮点。我们看到，随着这一项项重大突破的获得，乳腺癌内分泌治疗领域的疗效在不断改善，患者也在不断获益。
《肿瘤瞭望》：中国是乳腺癌发病率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且乳腺癌的发病有年轻化的趋势。年轻是乳腺癌复发转移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当您在中高危患者中考虑联合OFS辅助内分泌治疗时，会把年轻化作为一个充分条件? 或者把年龄较大作为制约因素吗？
傅佩芬教授：对于绝经前乳腺癌患者的内分泌治疗，我本人肯定会考虑是否需要应用卵巢功能抑制。此时，年龄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例如，有可能一个患者除了年龄较轻以外，其他的所有临床病理特征，如肿块大小、淋巴结转移、Ki67表达等都属于预后相对较好的类型。这样的患者其内分泌治疗也许5年三苯氧胺已经够了，并不需要加上卵巢功能抑制。因此，一般来说，我不会仅仅以年龄作为进行卵巢功能抑制的指标。
而在另一方面，对于年龄相对较大、例如四十多岁的患者，由于传统认为45岁的患者再过几年就有可能绝经，那是否就不考虑卵巢功能抑制呢？我的回答也是“不”。当患者有其他高危因素，例如组织学分级3级、淋巴结有4个以上的转移等，这些高危因素组合在一起预示患者有较早发生乳腺癌复发转移的风险。这种情况下我还是会考虑在辅助治疗的同时进行加强治疗，也会考虑药物卵巢功能抑制。
《肿瘤瞭望》：您认为哪些患者适合在OFS辅助治疗时同步化疗，而不是序贯应用？另外，国内指南并不推荐在应用OFS前再行雌激素检测，适用于OFS+AI治疗的患者短期内是否需要考虑起始应用OFS+TAM方案作为过渡？
傅佩芬教授：在考虑OFS和化疗同时应用这个方案时，我主要选择那些有生育保护愿望的患者。具体实施时可在化疗前一周就提前应用OFS，增加保留患者卵巢功能的机会，还可能增加患者结束治疗后妊娠的机会。
对于其他患者，首先要根据其病情决定是否需要使用OFS。如果需要用药，则在化疗结束后使用OFS。由于很多患者在化疗期间或化疗结束后处于月经不稳定，甚至是闭经的状态，所以很难判断患者此时的卵巢功能状态。是一拳打下去再也恢复不过来，还是“打不死的小强”，以后还会恢复？正是由于无法确定卵巢功能状态，一般来说，如果决定给予患者卵巢功能抑制，我会在化疗结束后马上开始应用。此时，鉴于激素检测结果的不确定，如果联合应用OFS和三苯氧胺，也无法确定应用的过渡时期，因此我本人会选择起始OFS+AI。在个人使用心得上，我一般会在OFS应用约两周后再添加AI。
专家简介
傅佩芬 教授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乳腺疾病诊治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内分泌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乳腺外科医师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乳腺疾病专委会浙江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乳腺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乳腺肿瘤专业学组常委，浙江省中西医学会乳腺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省转化医学会精准医学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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